標題: [歷史] 《朝代》五代十國、宋-遼-金
浪蒼之魂 (茗劍入魂•上官魂樂)
元老



UID 9
精華 1
積分 10865
帖子 2877
金錢 16551 俠幣
學問 0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2
用戶註冊天數 4605
用戶失蹤天數 81
來自 天涯海角•雲遊神處
狀態 離線
122.125.73.72
分享 
發表於 2007-8-22 09:13 P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Yahoo!
《朝代》五代十國、宋-遼-金
本帖將張貼「五代十國、宋-遼-金」的相關資料。

除版主、副版主外,一律禁止回覆。

「《朝代》」帖張貼資料形式如下:(例•三國─人物─趙雲)

發現任何資料錯誤之處,一律至「[其他]錯誤修改區」提出。

任何關於本版運作建議,一律至「[其他]意見反應區」提出。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8-23 09:28 PM 編輯 ]
頂部
浪蒼之魂 (茗劍入魂•上官魂樂)
元老



UID 9
精華 1
積分 10865
帖子 2877
金錢 16551 俠幣
學問 0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2
用戶註冊天數 4605
用戶失蹤天數 81
來自 天涯海角•雲遊神處
狀態 離線
122.125.75.159
發表於 2007-8-24 10:40 P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Yahoo!
五代十國─人物─李煜
引用「雪澗香」的留言:

李煜(西元937—978年),祖籍江蘇徐州,本名從嘉,字重光,即位時改名煜,別號鍾隱蓮峰居士等。

唐朝滅亡後,中國歷史出現了五代十國的紛爭。十國中有個小王朝稱南唐,李煜就是其第三代君主,世稱南唐後主。李煜18歲時,與大司徒周宗的女兒娥皇成婚,25歲時在金陵即位。

李煜即位時,南唐面臨的形勢十分險惡。政治、軍事、經濟上皆很嚴峻。但是李煜卻治國無方,而且他的宮廷生活也是故蕩成性、窮奢極侈。當娥皇重病時,李煜又接其小妹小周後進宮。當大周後娥皇死後,小周後被立爲國後,而李煜放縱風流比以前更甚。一國之主昏庸至此,其命運便可想而知了。雖然他對於宋朝恭敬有加,但投降退讓是沒有出路的。西元975年11月末,金陵失陷,李煜終成亡國之君。西元978年7月7日,宋太宗派人將李煜毒死,這天正是李煜的42歲生日。

作爲君主的李煜,雖然是腐敗無能的短命亡國之君,但作爲詞作家,他卻是晚唐五代詞人的傑出代表。據有關考證,李煜的詞可信之作僅有30餘首,爲數雖不多,但多爲名篇佳作,因此使李煜成爲整個唐五代詞人中成就最高,在詞的發展史上最有影響的名家。

李煜的詞,由於作者生活環境、思想感情的變化,以南唐亡國分界,分爲前後兩期。他的詞之所以取得高超的藝術成就,我認爲主要在於真實,他的詞都是他真實感情的流露。他的前期作有20多首,題材有描寫奢侈豪華的宮廷生活,有描寫男女豔情、有抒發離別與相思的主題。從他的《碟戀花》:“遙夜亭臯親信步,乍過清明,早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秋千,笑塈C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可以看出,儘管他把自己與小周後偷情時的愉悅寫入詞中,但並不在乎因此引來人們的嘲笑,這正體現出李煜的詞的真實,情真意切,以情感人。

李煜後期的詞作,是在被俘後留居宋朝都城時所作,其主題主要是回憶往事、懷念故國、描述被幽囚後的苦悶生活。“軲轆金井梧桐晚,幾樹驚秋,晝雨新愁,百尺蝦須在玉溝。瓊窗夢斷雙蛾皺,回首邊頭,欲寄鱗遊,九曲寒波不溯流。”這是李煜的《采桑子》。從詞中可以看出,當國破家亡、朝不保夕時,李煜的哀怨和憂愁。這一時期,由於生活環境和政治地位的劇變給李煜帶來的心靈創痛,使他的這一時期的作品與前期作品相比,有著明顯的區別。另外,從詞的內涵上看,這一時期以抒發自身經歷和生活實感以及哀愁感情的詞爲多,充滿了家國之戀;詞的格調表現爲沈鬱悽愴,哀怨而動人;以手法來說,與前期描寫豔情時用的華麗詞文不同,而且是以白描寫摯情。所以就整體水平來說,後期作品要高於前期作品,其主題和思想感情也更易爲一般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後期的許多作品爲人們世代相傳。

在風格上,李煜的詞以神秀著稱,因而能達到高超的境界。所謂神秀,指的是詞的神情俊秀,真情充溢,使每一個讀到它的人爲詞中所描寫的意境吸引,與作者在感情上産生共鳴,所以他的詞易爲一般人接受。因此,如果把李煜的詞推高到衆人之上,那麽我們應把它作爲詞的最高藝術境界來欣賞。

李煜的詞不僅能流傳千古,而且還影響著他以後的歷代詞人。我們從李清照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李煜的藝術風格,從蘇軾、辛棄疾的作品中發現李煜的影子。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徹應憂在,只是朱顔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首《虞美人》不僅是李煜的上乘作品,也是中國詞壇上不可多得的佳作,更是千百年來噲炙人口的名詞。李煜離我們而去,他留下的是一首首悲涼渾厚的歌,唱出了人生的悲哀,但也唱出了人生的魅力。李煜的寫作風格,別具一格!



引用「白衣夫人」的留言: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引起宋太祖殺機的詞句。
他做了虞美人這首詞的時候已經引起猜忌,後來在他生日時,看著宮女跳舞、唱這首詞時,感傷落淚,被宋太祖知道此人不可留,便派人毒死。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8-26 04:15 PM 編輯 ]
頂部
紫月
元老



UID 13
精華 0
積分 26665
帖子 2948
金錢 27806 俠幣
學問 3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4
用戶註冊天數 4604
用戶失蹤天數 0
來自 太虛智星
狀態 離線
123.195.4.107
發表於 2007-9-17 09:12 A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宋─歷史─中華文明頂峰
1、宋代,北宋的城市化比率:全國百萬人口以上包括開封、杭州等。十萬戶以上四十個,古代一戶約5人,40個城市達到了50萬以上人口。加上小城市,北宋的城市總人口達到2500萬左右。北宋的總人口在7000萬到8000萬。北宋的城市化率達到30%。

2、宋代主要產品的產量12萬噸。也就是2400萬斤。只有清代超過。除此以外,其他所有礦產品,均是宋代最高。

3、宋代稅收,北宋時達到1億兩白銀。全國人口7000萬。清初為3000萬兩,到1900年才8000萬兩。也就是說,1100年1900年中國的國家稅收在原地踏步。而宋代的人口只有7000萬。

4、宋代的稅收結構,北宋中期後,農業稅僅佔30%。工商業稅佔70%。

5、據統計,南宋15%是稅收為海關。

6、南宋的稅收超過北宋。

7、北宋東京人燒炭,南宋杭州普通人穿絲衣。

8、南宋經濟總量,佔當時世界的80%。

9、南宋時期,中國人均海外貿易為三到四吊,大約為3到四兩銀子。

10、宋代的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當時社會經濟所建立的經濟關係,受到蒙古的破壞,一直沒有恢復。

11、宋代沒有宦官和後宮專權。

12、宋代的武將沒有叛國。

13、宋代的科技最發達。

14、宋代的賦稅為貫,明朝和清朝的財政制度不如宋朝。事實上,明朝、清朝的制度,是不如宋朝的。

15、宋朝的皇權受到限制。和唐朝一樣。

16、宋朝的人民生活水準(經過統計是明朝和清朝的三到四倍)、官吏的俸祿最高、海外貿易最發達、文人沒有受到殺害的唯一一個王朝。也是唯一的職業兵。沒有義務兵。

17、宋代的生存環境險惡。

18、宋代的熟練雇工工資高於知府的工資,這在歷史上絕無僅有。

19、宋代的禮法比較寬鬆。李清照改嫁。

20、宋代的官員最符合現代文官制度。

21、宋代的典章制度、民主制度都遠勝過明清。

22、宋代的經濟規模,是清朝後期的1、2倍。具體的統計沒有打出來。

23、宋代發行了紙幣,出現了通貨膨脹。明朝中後期通行金屬貨幣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24、總結:

宋代是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封建王朝生活水準最高、官吏俸祿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學、自由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海外貿易最發達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士大夫的黃金時代。

宋代是中國的文化最發達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將歐洲距離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國有可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朝代(宋代僅319年。西方從十三十四世紀的資本主義萌芽到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經過了600年到700年。如果宋代可以延續300年,那麼宋代必然是資本主義社會)。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繁榮的時代,也是中國封建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


冷兵器時代,軍事跟野蠻成正比的,可說是越野蠻越強大,遼滅于金,是遼不及金野蠻,金滅于蒙,是金不如蒙野蠻,看似柔弱的南宋,能獨撐野蠻人達50多年,要歸功於宋的將相人傑了,宋人是善良的,是為生產和平而生,蒙人本性是惡的,生下來就是打仗,成吉思汗僅僅是為了搶一條魚,連自己的親弟弟也可以殺了,宋兵終究太弱,野蠻人的攻擊下,中華文明的頂峰,宋代,沉淪了。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10-6 10:30 PM 編輯 ]
頂部
紫月
元老



UID 13
精華 0
積分 26665
帖子 2948
金錢 27806 俠幣
學問 3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4
用戶註冊天數 4604
用戶失蹤天數 0
來自 太虛智星
狀態 離線
123.195.4.107
發表於 2007-9-17 09:13 A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宋─歷史─弱宋論
(網路轉載,http://220.228.153.70/yamma/book ... b_name=a84024000678

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很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東部的國境線推到長城一線的時間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後就是要揚國威于域外——“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麼?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麼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挨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光輝事跡。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只看王侯將相的“韆鞦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慶5年(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後的萬曆28年(1600),歲入400萬兩( 雖然張居正死後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去)。明末天下大亂,在後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政府先後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即著名的“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麼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收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那麼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儘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後,儘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於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後),歲入約為3000-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億,估計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準。(由於兌換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宋朝的財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著人民的負擔也極其巨大呢?當然,從人均財政收入上來看肯定是這樣。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個沒有爆發過全國性的農民起義的大型王朝之一。僅有的幾次較大規模的起義,如李順王小波起義,宋江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起義等都不曾超過一省的範圍。有這樣良好記錄的另一個朝代是西晉,而西晉之所以能夠如此,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的壽命實在太短了,根本來不及爆發起義。

可見,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並不壞。我們之所以認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姑且不提這裡面虛構的成分,其實就是從“水滸傳”堥茯搳A那些被逼上樑山的好漢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騙上樑山的,真正沒有飯吃,活不下去上樑山的極少。

那麼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1077)北 嗡 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 潑曰實 明神宗(萬曆)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佔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 那 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水準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徵收農業稅一向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於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採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併視作國家大害,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於形成了這樣一個迴圈——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政府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並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迴圈。一方面不抑兼併,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經營,並騰出大量剩餘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佔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余萬礦工,日夜開採),更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聯想起英國產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規模要比英國大許多倍,時間比英國早幾百年。

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突如其來的災害或戰亂導致的階級矛盾激化還有一個應急措施——大量募兵。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制的王朝。宋軍官兵一般都有著不錯的待遇,以至於在其他朝代常常成為階級矛盾的導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階級矛盾的釋放閥。每當一個地方出事,百姓難以生存的時候,政府就在那堣j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則少一賊”,這也正是宋朝農民起義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種做法的一個後遺症就是“冗兵”。慶曆年間宋軍總人數竟然達到了125萬之巨,考慮到當時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億人左右,這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要命的是這125萬人全是雇傭兵,因此軍費也就屢創奇跡。仁宗寶元年間僅陜西一地,和平時期軍費2000萬貫,戰時3300萬貫!龐大的軍費和其他開支使得宋朝的財政開支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就連那樣龐大的財政收入有時都會有入不敷出的問題,以至於被一些學者非常諷刺的稱為“積貧”。但是,我們要看到,這樣的支出其實並不完全是“軍費開支”,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而這種以赤字經濟的手段來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方法也頗有些現代味道。假如我是一個專門搜尋“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話,我甚至可能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採取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當然,我不是)這雖然好象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但認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人的卻決不只我一個,也決不只是在開玩笑。

這樣做的結果是,宋朝的經濟,尤其是第二,第三產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滸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禁軍的中級軍官就可以拿出1000貫錢去買一把刀(林沖買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齋志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百金”在當時就已經是一戶中人之產了。在中學課本塈畯抴蕈g讀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風奢靡時說:現在的農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絲制的鞋子。難怪有的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準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當來自當時西方最繁華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來到僅僅是吸收了很少一點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時,竟然感到眼花繚亂,宛如身處人間天堂。(對馬可波羅的存在以及他是否來過中國還有爭議,但是世人所公認的是“馬可波羅遊記”描寫的確實是當時歐洲商人接觸到中國文明之後的見聞感受)

如果說那些描述還不夠具體的話,我們還可以看一下下面這些事實:

宋朝時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紙幣和銀行信用。

宋朝時四大發明的三項被發明或是開始得到廣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術是宋代發明,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始大量應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剛經”卷子);火藥和火器在宋代開始大規模使用(第一次在戰爭中使用火藥的記載是在晚唐);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現了工匠傳統和哲學傳統合流的跡象(“夢溪筆談”),在西方,這是近代科學大發展的先聲。

宋朝擁有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和商船隊,頻繁遠航至阿拉伯,東非,印度,東南亞和東亞的日本與北韓。

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時全國年鑄幣506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32萬貫。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每年商稅收入達1975萬貫,宋朝商稅甚輕,住稅3%,行稅2%,如以平均2.5%計,則一年納稅商品額即達80000萬貫,平均每人8貫以上。

南宋紹興末年(1162),僅廣州,泉州,兩浙三個市舶司關稅收入即達200萬貫,宋朝僅對進口商品徵收7%-10%的關稅,也就是說每年僅從上面三個市舶司進口的納稅貨物即達 2000-3000萬貫,這樣估計南宋人均進出口額當在1貫以上,甚至可能達到2貫或更多。

在經濟和社會大發展的同時,宋朝的政局總的來說也比較清明。既沒有宦官和外戚專權,后妃干政,也沒有地方勢力的割據。在“不以言論殺人”的傳統下,文化得到了長足發展,那些因為“忤旨”或者被打擊排斥的人們,最多也就是流放嶺南,真的沒有人因此被處死。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宋朝實際上正處於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如果說,中國歷史上真的曾經有過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時機的話,那麼我認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世界,而不是蘇州橋上那幾個等著僱主的機工。

可是,這剛剛萌生的嫩芽,這一切,都被北方刮來的寒風吹得無影無蹤!

蒙古人的破壞力是極其驚人的。前面我們對這一點已經有所描述,這裡再看幾個數字。

金全盛時(1207)有戶768萬,元滅金時(1235)僅得戶87萬,短短28年間在籍戶數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戶1267萬,元滅宋時得戶937萬,也陡減26%,這還沒有包括此後元軍與南宋殘余勢力作戰3年的殺戮。這減少的上千萬戶,幾千萬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還是死在蒙古騎兵的屠刀之下。

堅決不肯同化,試圖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來統治中國的蒙古貴族立刻就使宋朝社會向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邁進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後,雖然漢族起義者又奪回了國家政權,但朱元璋卻錯誤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將中國社會重新送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中去,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英國人的戰艦開進珠江口。

當然,如果宋元戰爭是另一個結局的話,中國是不是就真的能發展到資本主義,誰也不敢斷言。就像沒有人知道薩拉米海戰如果波斯人勝利會怎麼樣,勒潘多海戰如果土耳其人勝利會怎麼樣一樣,也沒有人知道崖山海戰宋人勝利會怎麼樣。但是,我們知道的是:宋朝時的中國社會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史中最繁榮,發達,最有希望的一段,我們想要擺脫“寄託”的困擾,讓傳說中的中文託福成為現實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堙C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這希望早就隨著那輪血紅的殘陽一起隕落到崖山背後去了。所以在這裡空發感慨也沒有什麼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點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點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還是讓我們奮發努力,爭取讓百年之後的後人不要再發這樣的感慨吧。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10-6 10:37 PM 編輯 ]
頂部
紫月
元老



UID 13
精華 0
積分 26665
帖子 2948
金錢 27806 俠幣
學問 3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4
用戶註冊天數 4604
用戶失蹤天數 0
來自 太虛智星
狀態 離線
123.195.4.107
發表於 2007-9-17 09:33 A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宋─人物─賈似道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15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岳飛于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冑。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后。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15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后,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制置副使賈涉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道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于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升官封太常丞。后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外家斗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于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已向下游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后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蕪湖進出,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于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道統政治裡的貶官逐放,常埋伏首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道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的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裡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道統中國的物質衣冠文物,至宋朝已達到極尖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樑較之20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后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后32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 Quinsai)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贊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于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裡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裡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蘭西學人JacquesGernet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証。他整理后,所綴成的13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樑的名稱,和巷弄裡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鋪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rnet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6000萬,占地有今日法蘭西面積之4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200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贊羨中國時約500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500年前出人頭地,茲后就無從繼續其優勢。Smith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製,必有阻礙民眾繼續增加財富的症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症結由於道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于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型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于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裡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于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製的謝太后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后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製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裡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后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複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西元1135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裡,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志”內中抽出的“經製錢”、“總製錢”、“月樁錢”和“板賬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后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13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200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製錢和總製錢已共達1440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1000萬緡只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于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于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后一百年(西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會子原應3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累積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3緡為常情,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緡,700緡及1000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300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于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于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只有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1235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裡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于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后敢入市。”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 “官降錢甚優濃”,讀者可以根據前后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后果。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13年。買田的地區限于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1/3(即800畝須賣官200畝,1400畝須賣400畝)。付價根據一個複雜的公式以紙幣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後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畫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后即已買進350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于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后,官僚機構無確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徵兵。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100年后,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后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于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面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只有改用商業管製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征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各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架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蘭西歷史家Fernand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穿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20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13世紀之南宋。至於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繫(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國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污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于1279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跡之所無。只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複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后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徑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后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了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參考資料:http://www.bwsk.com/lsxs/h/huangrenyu/hxhp/029.htm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10-6 10:38 PM 編輯 ]
頂部
紫月
元老



UID 13
精華 0
積分 26665
帖子 2948
金錢 27806 俠幣
學問 3 單位
閱讀權限 200
註冊 2007-8-24
用戶註冊天數 4604
用戶失蹤天數 0
來自 太虛智星
狀態 離線
123.195.3.218
發表於 2007-9-28 09:43 AM  資料 主頁 文集 私人訊息 
宋─人物─朱熹
朱熹的一些著作,如《四書章句集注》、《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論孟集注》、《近思錄》、《詩集傳》,以及《宋元學案》、《朱熹傳》等有關評介朱熹的著作和文章,對這位文化巨人的生平事跡與學說文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覺有不揣淺陋談一點讀后感的必要。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別號有好幾個︰晦庵、晦翁、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遁翁等,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南劍(今福建南平)尤溪縣。卒于寧宗慶元六年(1120年),享年七十一歲。他死后,寧宗謚朱曰“文”, 世稱朱文公,理宗時追封為信國公,從祀孔廟。后世一般稱他為朱子。其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曾中進士,任司勛吏部郎,因不贊成秦檜與金議和,而憤然離開朝廷,辭官歸裡。

傳說,朱熹誕生時,朱氏祖籍婺源縣南街故宅傍的一口古井中“出赤虹三日”, 而當年朱松出生時則井有“白氣如虹三日”, 當地人認為這是聖人將出的徵兆。而朱熹生下來時,右臉上有七個小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一樣排列,人們見有此象,更感奇異。古人迷信,出聖賢就出聖賢吧,為什麼要作這唯心、牽強的解釋呢?朱熹倒是自幼天質聰敏,勤學好問,他學會說話不久,父親指著蒼天告訴他,那是天,他便問︰“天之上是什麼呢?”他小時讀書時,也學大人那樣在書上作眉批。14歲時奉父遺命,師事胡原仲、劉致中、劉彥仲諸人,后來還娶劉致中的女兒為妻。19歲時中進士,22歲任泉州同安主簿,任內頗有政聲。這時朱熹除鑽研儒家經典外,亦對佛學發生了興趣。24歲時往見他父親的好友李延平先生,經其指點,學術思想發生了變化,后來拜其為師。

紹興32年(1162年) 朱熹上書孝宗, 力陳國是, 提出了“定計,修政,攘夷” 之策,主張抗金, 並建議從與民休戚的高度注意選人、用人。1163年,孝宗召見朱熹,他重陳前見,孝宗頗為讚賞,但當時的議和派人物湯思退、洪適等佔主導地位,朱熹的抗金主張無法實現。雖然朝廷幾次召他做官,但“道不同不相為謀”, 他都極力推辭,不肯就職。孝宗說他“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極力要他就職,但他還是推辭不就。從此他家居十余年,潛心研究學問,教授弟子,並經常和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等學人交游論學、交流心得。

朱熹在三十八歲時前往湖南長沙拜訪張南軒,同他討論中和問題。經過多年的研究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到三十九歲時,寫成《中和新說》。

朱熹46歲時,浙東學派的大師呂東萊來探訪,二人暢論學術,共同整理了北宋各理學家的著作,編纂成《近思錄》。當時朱熹和江西的陸象山都是當代大儒、大學問家,但各自自成一派,學問見解各不相同。呂東萊又與這二人都是好友,便邀請朱陸兩位並世大師到江西信州的鵝湖寺,希望他們兩位好好探討一番、溝通交流,使學術界不致產生分裂。出席這次學術討論會的除朱熹、陸象山、呂東萊外,還有陸的哥哥陸九齡。

陸象山(1139-1193),字子靜,自號存齋,浙江金溪人,比朱熹小九歲。他聰穎早慧,在少年時就表現出很高的領悟力,24歲時中鄉舉,34歲時中進士,在此之前他的學問文章即有很高的知名度。中進士后,更是聲名大振,四面八方來向他討教的人絡繹不絕。而他總是罔顧疲勞,誨人不倦。此時,他開始收徒講學。陸家兄弟對這次討論會非常重視,進行了精心準備,兄弟倆在家便首先自行辯論,討論了一整天,最後哥哥認為弟弟象山的見解是對的。這次討論會開了十天,朱陸呂各提出了幾十個問題,朱陸各抒己見,中心議題是“本心” 說,由於兩人各自思想己定型,最後還是未能達成共識。這次辯論,他們相互切磋、各自爭鳴,還遊覽了鵝湖風景、有詩唱和,雖觀點不同,但增進了彼此的友誼,使“鵝湖之會” 在中國學術史上成為千古美談。三年後朱熹還作了一首詩,追憶與陸氏兄弟的鵝湖論學,詩雲︰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這首詩表達了朱熹對陸氏兄弟的推崇與思念,也道出了自已對研修學問的態度。

以朱熹、陸象山等人為代表的宋代學術界、思想界開創了很好的學術民主氛圍,他們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乃至爭論,在于砥礪思想、探辨真理。朱熹與當時的陳亮就漢唐的價值所進行的辯論就很著名。他們透過書信各抒己見,駁斥對方,通了好幾封信。陳亮認為“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能成功成事便是有德有理)”,而朱熹認為︰功業有的是偶然原素而促成的,又何必要有德?事情亦有偶然做就的,又何必要有理?以道德的標準來衡量,漢武帝、唐太宗距離聖君的理想還很遠。朱熹對道德理想境界的追求似乎要求太高,未免脫離現實。

淳熙五年(1178年),49歲的朱熹第二次出士,擔任南康軍(軍是宋朝的一級行政區域單位)地方官。到任不久,當地發生旱災飢荒,他全力救災,減輕了災害的損失,救活了不少人。任內,倡導教育,重建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宋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的後屏山。朱熹親自講學,親撰教規,教規內容涉及為學、修身、處事、接物之要,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等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教育理念,成為南宋以後中國社會七百年間書院辦學的典範,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書院經常延攬著名學人來講學,學術空氣相當活躍。1180年,陸象山特來拜訪朱熹,請他為其去世不久的哥哥寫墓志銘。朱熹順請陸象山在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之義,陸宏論滔滔,將義理髮揮得淋漓盡致,當時的聽眾有感動而落下淚來的。當時天氣已微寒,但朱熹要不斷用扇,可見他亦深受感動,他特意將陸象山所講內容刻石立于院門。

1181年,浙東發生飢荒,孝宗調他到浙東救荒,他又上書,痛論災旱的原因及吏治不良、賄賂公行的現象。朱熹在浙東救災,成效卓著,讀聖賢書、一身正氣,一般貪官污吏都因懼怕他,而自動離開。不久,朱熹見政局不良,又辭職居家,一心講學。1188年,應召入朝,再度上書,說今日之中國已病入膏肓,從大腦到四肢,處處有病,勸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養太子,選賢任能,振綱紀,變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時已是深夜,但亦馬上起床,點燃蠟燭,讀完后再就寢。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還是推辭未就。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應召知漳州、潭州。這其間擔任過46天的新皇侍講,不久罷講。因得罪權臣韓侘冑,遭其陷害攻擊,朱子學被稱為“偽學”, 朱熹的門人也被稱為“逆黨”, 朱熹被削職為民。“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罔顧者,屏伏丘壑;以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譴走生徒者,笑而不答。”(《宋史 朱熹傳》)。可謂情勢十分緊張,人人自危,牽連頗廣,朱熹的大弟子蔡元定,亦因被牽連而遭貶,結果死在貶所。這次事件史稱“慶元黨禍”。 當時有人勸朱熹遣散徒眾以避禍,但他仍講學不輟。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卒于福建建陽考亭家中,享年七十一歲。他在逝世前兩天,還在為弟子講學,修改自已的著作,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時的大詞人辛棄疾聞朱子逝世,特填詞致哀,詞曰︰“子雲何在。應有玄經遺草。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並作祭文,有︰“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之句,謂朱熹的著作會永遠流傳,朱熹的聲名將永垂不朽。




作為一位大學問家、思想家,朱熹的思想既在書院講壇向聽眾講授,更重要的是透過著述來闡發。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那兒是他的主講壇,岳麓書院、問津書院、東林書院、首善書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顯示了他的雄辯之才。說他是一位大教育家應不為過。他製定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 熱心于“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事業,他相信人性皆善,只有透過學習方能提升人的素質。“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他與張南軒在岳麓書院舉辦過一次著名的“朱張會講”, 這種會講,就是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大小不一的範圍內進行探討和論辯,其他的教師和學生可以旁聽。這種會講使學生學到了知識、開闊了視野,對論辯雙方有很大的啟發作用。《宋史》有雲︰張南軒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而朱熹亦認為張南軒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覆開益為多”。 朱熹還用詩描述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憶昔秋風裡,尋朋湘水旁。勝游朝挽袂,妙語夜聯床。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除了與張南軒會講外,朱熹還在岳麓書院作了“一場場的學術報告”, 聽眾反響強烈,聽者如潮、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的坐騎都將池水飲幹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朱熹一生都十分勤勉,每日不是讀書,便是在講學、著書立說。每天天明即起,深夜才息,逝世前兩天還在講學、著書,一生盡瘁於學問。他的正直高尚、淵博學識,在許多領域的卓越見識,令人傾佩,影響至深。儘管他是一個被打倒的人,但當他逝世時,許多人罔顧朝廷的禁令紛紛趕來哀悼他。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聚而哭。


朱熹一生研究領域頗為廣泛,涉及哲學、倫理、歷史、政治學、文字學、文學理論等等,他的著述極為豐富,有近三十部之多,還有他的學生編的《朱子語類》。他的著作有︰《四書集注》、《論孟精義》、《資治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上蔡語錄》、《程氏遺書》、《西銘解義》、《太極圖說解》、《通書解》、《程氏外書》、《伊芳洛淵源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與呂祖謙合編)、《論孟集注》、《或問》、《詩集傳》、《周本義》、《易學啟蒙》、《國小書》、《序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刊行四經(《易本義》、《詩集傳》、《書經》與《春秋》)、《孟子要略》、《楚辭集注》、《儀禮經傳通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書集傳》、《楚辭注后語辨証》。

朱熹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一百四十卷,續集十一卷,別錄十卷,可謂著作等身。他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對後世影響最大,成為學生啟蒙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他一生的研究領域很廣,但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四書,闡釋四書,他著的《四書集注》是後人的必讀書,影響極大。




沒有西漢董仲舒的重新闡釋和建議,儒學便不能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型態。但,儒學自此也日趨保守,甚至反動。從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 到朱熹的“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 儒學成為維護皇權專製的御用理論工具,“仁政” 思想有時僅僅是緩和社會矛盾的一種權宜之計,先秦孔孟反專製與獨裁的“非上無禮”、“民貴君輕” 的民主思想被扼殺。我們可以稱道朱熹是一位哲學家、倫理道德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甚至是文章學家、傳記作家,但,從總體上說他是一位保守甚至是起著反動作用的思想家。

首先,朱熹從哲學的本體論論證皇權專製的絕對性、永恆性和合理性。

朱熹被稱之為理學之集大成者,他認為理是宇宙的根本,天地萬物都是由理所產生的。有理就有氣,氣化流行,發育萬物。天地萬物,總的來講,就是一個理。皇權製當然也是理。理是永恆的,則理所體現的皇權專製也是永恆的。

朱熹認為“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 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語類》)卷一)在皇權製未產生之前就有皇權製之理。這說明皇權製是永恆的。不但如此,“萬一天地山河都陷了,畢竟理都在這理。”(《朱子語類》卷一)這更說明皇權專製制度是永恆的、絕對的。

朱熹認為,“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朱子語類》卷一一七)因此它是百姓萬民應當遵從的準則,是統治民眾的原則,也是處理倫理關係的道德原則。

其次,“理一分殊” 論企圖論證皇權製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的合理性。

在朱熹看來,萬物皆產生於一個理,即“太極”(宇宙之理),這就是“理一“。萬物雖是由太極派生出來的,但又是千差萬別的,這叫做“ 分殊”。“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朱子語類〉〉卷七五)他借用禪宗“月散江湖” 之喻,形象地解釋了“一” 和“殊” 的關係〉釋氏雲︰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意即︰月亮只有一個,但是一片片水中又映現了無數個月亮。理一分殊“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 朱子語類〉〉卷九四)。

“理一分殊” 是理學思想的核心命題,它的根本政治價值是論證皇權製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的合理性。朱熹認為萬物差別是固定的,不可變更的,張三不是李四,李四也不是張三,富人和窮人、地主和農民都是不可變動的,“各有一定分”。

為什麼有富貴貧賤之分,為什麼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別,如果只說它們是由同一個理派生出來,也只能說明“大家本是同根生而已”;如果“ 各有一定分”,也只能說明其差別是固定不變的,還說服不了人。朱熹進而提出萬物之理只是一個,但由於稟氣不同,理與氣合,就千差萬別了。時有“日月清明,氣候和正,日月昏暗,寒署反常” 之別,氣有清明、清高、精英、渾濃、敦濃、豐濃、長久、衰頹、薄俗、戾氣之分,人們稟氣不一,得理之全、正、狹、偏不同,所以人們的資質、壽命大相徑庭,有聖、賢、英、貴、富、壽、愚、不肖、貧、賤、夭等區分。這種理論非常具有欺騙性。一是它從性命角度論證了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合理性。就是要人們安于命定,不可怨天尤人,更不能歸咎於社會,人間的不平等是必然現象,合情合理。

二是進一步論證了君主專製制度的合理性。君主之擁有權力,作天下主宰是由於天生氣質上乘,條件優越,決非一般人可以攀比。他認為“不可認做一理只滾做一著,這裡各自有等級差別”(《 朱子語類》卷九八), 要人們一定要認識到社會、家庭、國家都有等級差別,要各安“定分”。“ 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朱子語類》卷九)天定你什麼身分,就安於什麼身分,享受什麼經濟、政治權利,就安於什麼經濟、政治權利,不能有非分之想,不能跨越一步。你只有吃野菜的命,就別想吃肉。

其三,以“存天理,滅人欲” 為中心內容的人性論企圖扼殺人們過美好生活的願望。

朱熹為了維護皇權專製制度,企圖論證其合理性與永恆性,在“理一分殊” 理論基礎上又提出其人性論,認為仁義禮智性等道德具有先天的社會性,人人都具有。將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具有全部天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 構成人之形體的氣與理相雜合的人性是“氣質之性”。 天命之性是無形的,只有借助於氣質之性才能表露出來。天命之性天生是善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

他在這“兩性” 的基礎上又提出“道心” 與“人心” 的問題,認為人人都有人心和道心,人心和道心兩者雖截然不同,但道心只能透過人心而顯現出來,它常受人心的私欲所蒙蔽。他將人的欲求與人的本質截然相對,“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 朱子語類》卷三),非此即彼,沒有調合的餘地。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多麼片面、絕對﹗那麼,人必須摒除一切雜念,除了循規蹈矩作聖人之徒,不得有任何欲求。然而,人的欲求雖說不全是獨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體現,但毫無嶷義,人的個性和自主精神往往要透過某種慾望和追求表現出來。而朱熹卻宣佈了個人欲求的非法性。就某種意義而言,防範個人慾望的過度膨脹,有助於維護社會道德和政風、民風的純潔,但完全限制人的慾望是妄想,也是大可不必的。朱熹還說︰“一言,一語,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是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 人之獨立人格就在這日常生活的舉手投足蕩然無存。人們只能作聖人君子,作君主的順民。

朱熹的這種思想是多麼扼殺人性,與現代人權、民主思想多麼格格不入。這是對人的個性、獨立性和創造性、進取精神的殘殺,以犧牲廣大群眾的利益來維護皇權專製。追求更高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是人的基本權利,是天經地義,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而朱熹卻要“滅人欲”, 這完全是一個逆歷史、反衣冠文物的理論命題。而在長達八百年間,這種理論為統治階級所用,它的危害是巨大的。

其四,朱熹的天理道德觀在總體上是為維護皇權專製服務的。

董仲舒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朱熹進一步闡發了仁義禮智信“五常”。 朱熹認為,自夏商周以來,“三綱五常” 各代因習不能更變,是永恆的、絕對的。他認為,“夫為妻綱” 是人倫之首,是三綱的出發點。他在同安主簿時,當時當地農民未按嫁娶禮儀辦婚事,朱熹認為這破壞了典禮,褻瀆了“國章”, 嚴禁不按婚聘之禮辦事,強行規定“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文集 申嚴婚禮之狀》)

朱熹認為“父為子綱” 是三綱五常的基礎。他認為任何違反父親意志、觸犯其尊嚴的行為,都是不孝,是十惡不赦的大罪。

朱熹認為“君為臣綱” 乃三綱之首,君權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他還為“君為臣綱” 製定了整套煩瑣的禮儀制度。他認為王權的產生是符合天理的,上天創造人主拯救世人是天理。

朱熹把君臣、父子、夫婦三種倫理關係,完全視為三種人身依附關係,特別強調等級差別不可侵犯。他認為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服從是“ 義之利”, 是合理的也是和諧的。

朱熹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是天理,仁是“愛之理”, 在五常中處於總攝地位。仁不僅體現“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 而且體現了“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等。他認為仁是體,識別什麼是仁,什麼不是仁,就是智;認識了仁,按仁去做,就是義;能熟悉合於仁的標準的儀式禮節,就是禮;知道仁義禮智為不假,就是信。

總之,朱熹把三綱作為皇權製社會關係與社會架構最核心的東西,五常是維系這種最核心的關係與架構的規範。

朱熹的道德觀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並主張德治、仁政,這當然是正確的,並且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是,由於他的道德觀是建立在維護皇權統治、維護社會不平等的架構秩序之上,所以說,他的主體思想是反動的,是有悖於現代民主法治思想的。




朱熹在近八百年的中國皇權專製社會,具有僅次於孔孟的思想地位,他創造的宋代理學被尊奉為官方的意識型態。宋寧宗謚他曰“文”, 宋理宗追封為信國公,他被稱為“朱子”,也是孔廟中祀奉的“四配、十二哲” 之一,不僅在中國,在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國家也受到貢奉,享有至尊。但是,如前所述,他的思想從總體上講是保守、反動的,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一種阻礙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發生了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俄國發生了彼得大帝變革、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等重大事件,朱熹思想的保守性的危害是巨大的。

朱熹是一個博大精深、蘊含豐富的金礦。我們可以批判揭露他對真理的歪曲,清算他對歷史進程的阻礙作用,但是,不能一葉障目,因為其思想的保守反動性而完全否認他的巨大存在,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朱熹的一生是勤奮好學、勇於探索、孜孜以求的一生,他曾經窮其一生,真誠地、心力交瘁地尋求過自然、社會和人生的真諦,他的研究和工作領域是非常廣泛的,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卓越的。他不失為一位傑出的哲人,他的“中和” 哲學觀仍極富哲理;他是一位大學問家、偉大的教育家,創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開創了“百家爭鳴” 的濃濃學術氛圍;他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的《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宰相經緯學》)等歷史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史料,成為古今中外政治家及社會各界資治垂戒的重要明鏡和參考;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文章學家、詩人、書法家;他是一位心地高潔、道德高尚的人,傑出的倫理道德學家,是一位愛民如子、政績卓著的好官;李約瑟還稱他在自然科學研究上有傑出貢獻。

于中國八百年歷史,朱熹是有罪的,但他也是偉大傑出的。

[ 本帖最後由 浪蒼之魂 於 2007-10-6 10:44 PM 編輯 ]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