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報告的關係看了好多資料，以下是覺得寫得還滿清楚的期刊論文，轉貼過來分享給大家。




論隋朝統治者的宗教政策

                  ——隋唐五代宗教政策研究之一

文章來源：http://www.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20


                          王 洪 軍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

                  發表於 《齊魯學刊》 2004 年第 3 期



　　摘要：隋朝時期，在思想意識領域雖已經形成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但統治者治國的基本國策仍以儒學為本，自隋文帝至隋煬帝曾多次下詔，強調儒學治國的政治功能。 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統治者對於佛、道二教卻極力護持。 在楊堅即位之前與即位之初，是在周武毀佛滅法之後對佛、道二教進行恢復階段，這主要表現為“獎勸”俗人“出世”與修復被毀寺觀和諸神形像。 滅陳之後，楊堅對於佛、道二教進入護持與建設階段。 這主要表現為對起塔建寺、譯經度僧以及寺院法事諸多宗教活動的關注。 隋文帝對於道教也是倍加推崇，建道觀，度道士，寵用道士有加，對其百般呵護。 隋煬帝與其父一樣，既篤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 楊廣為晉王時就熱中於佛教。 即位以後，更是崇佛有加。 對於道教亦十分熱衷，大業（ 605 — 618 ）年間，史家稱之“天下承平日久”，隋統治者崇重道教亦達到高潮。 “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在國家機構中設置了崇玄署，置令、丞，專職管理宗教事務，使其對於宗教的管理制度化。 隋朝統治者之所以實行崇佛重道、二教並重的政策，是與當時思想領域的發展態勢相關。 其次，是與隋朝統治者利用符籙圖讖以得天下大有乾系。隋朝統治者的崇佛重道是以鞏固與加強皇權為目的，而絕對不允許教權凌駕於皇權之上。

　　關鍵詞： 佛教   道教   宗教政策



　　至隋朝時期，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雖然已經形成儒、釋、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但隋朝統治者治國的基本國策仍以儒學為本，自隋文帝至隋煬帝曾多次下詔，強調儒學治國的政治功能。 開皇三年（ 583 ）七月，隋文帝在其詔書中說：“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見褒獎。” [1] 卷 1P19 — 20 開皇九年（ 589 ）四月，滅陳以後，隋文帝在詔書中又說：“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德，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於是他要求“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姪，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 [1] 卷 2P32 — 33 隋煬帝時期亦是如此。 大業四年（ 608 ）十月詔書中說：“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並“立孔子後裔為紹聖侯” [1] 卷 3P72 等等。 雖然如此，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統治者對於佛、道二教卻極力護持。 關於隋朝統治者對於儒學的政策，我們將另文加以探討，在此不在贅述。 本文所討論的主要內容是隋朝統治者對於佛、道二教的政策。



                        一



　　對於佛、道二教，隋文帝採取了一種扶持的政策。 根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後周崇奉道法，尋與佛法俱滅。 開皇初年又興。 實際上楊堅即位之前在北周靜帝大象二年（ 580 ）六月，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2] 卷 8P132 到“大定元年（ 581 ），詔天下並複釋、道二教，復立佛、天尊像。” [3] 卷 39 ，《大正藏》卷 49P359 此時楊堅以外戚的身份為相，總攬朝政，這兩次復行佛、道二教，顯然均係其所為。 這從開皇十年（ 590 ）楊堅給《敕釋智顗》書中也可得到佐證：“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 [4] 卷 3 《敕釋智顗》 即位之後，他便於開皇元年（ 581 ）閏三月下詔說：“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靜，慕釋氏不二之門，貴老生得一之義，總齊區有，思至無為，若能高蹈清虛，勤求出世，咸可獎勸，貽訓垂範。” [4] 卷 1 《五嶽各置僧寺詔》 開皇四年（ 584 ） ，文帝下敕：“周武之時，毀滅佛法，凡諸形像，悉遣除之。號令一行，多皆毀壞，其金銅等或時為官物；如有現在，並可付隨近寺觀安置，不得輒有損傷。” [4] 卷 3 《敕复佛像》 可以說在楊堅即位之前與即位之初，是在周武毀佛滅法之後對佛、道二教進行恢復的階段，這主要表現為“獎勸”俗人“出世”與修復被毀寺觀和諸神形像。 滅陳之後，南北統一，楊堅對於佛、道二教進入護持與建設階段。 這從開皇二十年（ 600 ）十二月所下的詔書中可得到充分地說明：“其五嶽四鎮，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像，以惡逆論。” [ 1] 卷 2P45 — 46 “惡逆”之罪，為隋朝刑法中的“十惡之條”，而“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1] 卷 25P715 、 P711 以法律來庇護佛、道二教。

　　不僅如此，隋文帝對於起塔建寺、譯經度僧以及寺院法事，都曾給予十分的關注。 僅在仁壽元年（ 601 ）六月、十二月就曾兩下詔書，興寺建塔。 詔書中說：“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並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將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恆請沙門三十人，諸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散官各給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註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同年十月，再次下詔：朕“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覆護群品，感見舍利，開導含生。朕已分佈遠近，皆起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請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 [4] 卷 2 《立舍利塔詔》，《再立舍利塔詔》 不僅將舍利送往各州造靈塔起寺院，督察甚嚴，而且對於各寺剃度僧人及其人數也頗為關心。 文帝在《手敕釋靈藏》中自稱：“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 [4] 卷 3 《手敕釋靈藏》 寺中僧人“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 [4] 卷 2 《立舍利塔詔》，《再立舍利塔詔》 當禪定寺主持稠師圓寂後，楊堅即於開皇七年（ 587 ）召徐州高僧曇遷入京，任命為該寺寺主，並“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 [4] 卷 3 《敕釋曇遷為禪定寺主》 開皇十年（ 590 ）春，隋文帝幸晉陽，令曇遷隨駕。 至“並部”時，楊堅夜召曇遷入內，與其同榻，且對曇遷說：“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於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 “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非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沈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 ” [5] 卷 18 《釋曇遷傳》

　　隋文帝對於佛經翻譯、寺院法事活動、信男信女的懺悔與施捨也作出規定。 開皇七年（ 587 ），他在給釋曇遷的詔書中說：法師“弟子之內，開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籍通人。” [4] 卷 2 《詔延釋曇遷》 將通梵語的高僧集中到京師翻譯佛教經典，以弘揚佛法。 並要求“其京城及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恆起八日至十五日，當寺行道。其行道之日，遠近民庶，凡是有生之類，悉不得殺。” [4] 卷 3 《敕佛寺行道日斷殺》 “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並懺悔，起行道日打剎。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十文以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捨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 [4] 卷 2 《再立舍利塔詔》 為了表示他的誠意，在開皇十三年（ 593 ）十二月八日，在其作懺悔時，一次就向寺院捐贈了二十四萬匹絹。 “今於三寶前，悉為發露懺悔，敬施一切毀廢經像絹十二萬匹，皇后又敬施絹十二萬匹；王公已下，爰至黔黎，又人敬錢一文。願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諸大賢聖僧，為作證明。” [4] 卷 3 《懺悔文》 他不僅自己向寺院捐贈，且讓百姓也人捐錢一文。                                 

　　對於道教，隋文帝也是倍加推崇。 建道觀，度道士，寵用道士有加，對其百般呵護。 在其為亳州刺史時，“陳留老子祠有古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雲待枯柏生東南枝回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 ------ 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樹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1] 卷 69P1604 即位以後，他對亳州老子祠更加關注。 據薛道衡《老氏碑》銘記載，開皇六年（ 586 ），隋文帝因亳州老子祠“靡鹿徙依，華蓋罽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跡，營建祠堂。” [4] 卷 19 薛道衡《老氏碑》

　　此外，對於其他各地的老子廟，隋文帝亦詔令修築。 開皇元年（ 581 ），復修周至縣老子廟； [6] 卷 18 “隋開皇間已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7] 卷 10 引《禮閣新儀》 與此同時，開皇三年（ 583 年），當隋文帝遷都龍首原，“乃於都下畿內造觀三十六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千人” [8] 第 11 冊第 1 頁，杜光庭《歷代崇道記》 。 文帝曾到樓觀台宗聖觀“沐芳禮謁，護門休徵”，下令重修樓觀宮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並親幸道場。[9] 第 4 頁，歐陽詢《宗聖觀序》 刻四體《道德經》於石，置諸廟中。 由於楊堅對樓觀道士的優寵，樓觀道有名的“田谷十老”，在文帝時為朝野宗奉。 正如《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嚴達傳》中所說：“至隋室道教復振”， [8] 第 5 冊第 274 頁 是很有道理的。 特別是隋文帝設立的玄都觀，對樓道觀的發展意義重大。 “元（玄）都觀，本名通達觀，周大像三年（ 581 ），於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 582 ），移至安善坊。” [10] 卷 50 “觀”條 “至隋文帝禪位，置玄都觀，詔（王）延主之。開皇六年（ 586 ）丙午，特召見於大興殿，上齋誠受智慧大戒。 ------ 時公卿大夫翕然欽附。” [11] 卷 30 《王延傳》 玄道觀在隋代的地位有些類似於北周的通達觀，是隋朝道教的學術中心，對後世影響甚大。 到盛唐時，“玄道觀有道士尹崇，通三教，積儒書萬卷，開元年卒。天寶中，道士荊朏，亦出道學，為時所尚，太尉房琯每執師資之禮，當代知名之士，無不遊荊公之門” [10] 卷 50 “觀”條 可見玄都觀的設置，不僅使北周以來的道教學術得以保存，而且為其在盛唐時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與修建各種道教宮觀的同時，隋文帝又時常徵召道士談玄論道。 開皇八年（ 588 ），他徵召道士孟靜素至京師，居至德觀； [12] 卷 65 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受到隋文帝的器重，也被召入京師，共談玄理。[5] 卷 18 《釋曇遷傳》 “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辯妙，擬闡三玄，學尠宗師，情無推尚。”“常下敕令，揉講老經，公卿畢至，惟沙門不許預坐。粲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至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揉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謔，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群僚以事聞上。帝曰：'斯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 [5] 卷 9 《釋僧粲傳》 非常有趣的是隋朝統治者召道士於京師講莊老，要求“公卿畢至”聽講，而沙門僧人起初也與會聽講，且在會場向道士詰難，致使道士無以繼續講論。 為調和佛、道之間的這種矛盾，隋文帝下詔不讓其僧人與會，而以僧粲為首的僧人“攜以行床”，不顧禁令直闖講會，搞得講會不歡而散。 而當隋文帝得知這一情況後，不僅沒有惱怒，反而喜形於色地說：“斯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 充分反映出隋朝釋、道並重的宗教政策。



                             二



　　隋煬帝與其父一樣，既篤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楊廣為晉王時就熱中於佛教。 開皇十年（ 590 ）十一月，楊廣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今江蘇揚州市）。 在此期間，楊廣對佛教傾注了極大的宗教熱情。 由於滅陳戰爭和此後不久的汪文進、高智慧等人的反叛，致使江東一帶的“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缽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嘆。” [4] 卷 6 煬帝《與釋智顗書》 “會大業在藩，任總江淮”，“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 [4] 卷 6 煬帝《與釋智顗書》 “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陲，為建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當時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峰頂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 [4] 卷 6 煬帝《與釋智顗書》 不僅如此，楊廣與當時的禪宗大師智顗書信來往頻繁，自稱弟子，並於開皇十一年（ 591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楊州總管寺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 ” [5] 卷 17 《釋智顗傳》 為做法事，楊廣還“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已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為營功德。”並從江州正倉中出“鹽一百斛，米一百斛”， [ 4] 卷 6 煬帝《與釋智顗書》 以充僧料。 另外所謂的“五采旛錦、香罏、檀等”，也時時捐贈。 即位以後，楊廣更是崇佛有加。 大業三年（ 607 ）正月二十八日，隋煬帝下詔，“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 [4 ] 卷 5 煬帝《敕度一千人出家》 “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4] 卷 6 煬帝《賜書召釋慧覺》

　　煬帝在尊崇佛教的同時，對於道教亦十分熱衷。 “隋開皇十二年（ 592 ），晉王分陝維揚，尊崇至教。欽味夙範，具禮招迎，（法主王遠知）辭不獲命。” [13] 卷 923 ，江文《唐國師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 開皇末年，晉王楊廣在其蕃邸設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14] 卷 50P514 頁 對於當時著名道士徐則，楊廣更為欽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陳太建時（ 569 — 582 ），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谷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其“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 '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父道得眾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 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 悅性衝玄，怡神虛白，餐松餌術，棲息煙霞。 ”“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 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 古今雖異，山穀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 ”徐則見書，對其門人說：“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徐則接書，遂詣揚州。既至，晉王就迫不亟待的請其傳授道法，徐則則辭以時日不便，隨即“寂然返真”。死後，楊廣下書說：“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 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此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 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 誠复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 ”並遣使人送還天台山定葬。且“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辯為之贊”。 [1] 卷 77 《徐則傳》 P1758 — 1759 ，又參見 《全隋文》卷 6 煬帝《手書召徐則》，《下書葬徐則》，參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 29 ，《冊府元龜》卷 836 ，《文苑英華》卷 688 楊廣《與逸人徐則書》 與徐則同時的著名道士還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鬆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15] 第 1 冊 P757 王遠知是矛山高道，陶弘景的弟子，後又師從臧矜。王遠知“辟穀休糧，惟資松水，六塵不染，智照杜其氛埃。 五味性空，慧口絕其甘旨，遂乃避聲於銜枚之路，滅影於至陰之域。 矛山華陽，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也。 ” [13] 卷 923 ，江文《唐國師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 開皇十二年（ 592 ），晉王楊廣曾先後遣王子相、柳顧言（柳辯，字顧言）具禮招引。 在其即位以後，他又於大業七年（ 611 ），遣員外郎崔鳳舉迎請王遠知至京師，見於涿郡（今北京市西南薊縣）之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並下令於京師置玉清玄壇以處之，其尊道重師由此可見一斑。

　　大業（ 605 — 618 ）年間，史家稱之“天下承平日久”，隋統治者崇重道教亦達到高潮。 “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 [1] 卷 35 《經籍志》 P1094 “北府道術坊，並是陰陽禁咒、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 [ 16] “大業中，煬帝因幸晉陽，遂祭恆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壝中設醮。” [1] 卷 7 《禮儀志》 P140 其所用道徒方士之眾，是可想而知的。 對於建造道觀與超度道士他十分關心。 根據《長安志》卷七記載，長安城中在“大業初，有寺一百二十，謂之道場，有道觀十，謂之玄壇”。 “煬帝遷都洛陽，復於城內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 [8] 第 11 冊第 1 — 2 頁 不僅如此，楊廣在其宮內設有專供經像的“玄靖殿”，還設有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真二玄壇，類似仙山瓊閣的“西苑”和“神仙境”。 為加強對佛、道二教的管理，隋煬帝還在國家機構中設置了崇玄署，設令、丞，專職管理宗教事務， 【 17 】卷 16 “崇玄署” 使其對於宗教的管理制度化。



                               三



　　隋朝統治者之所以實行崇佛重道、二教並重的政策，是與當時思想領域的發展態勢相關。 隋朝時期，中國本土的道教歷經魏晉南北朝，在與儒、釋的碰撞、論辯和交融中，使自身也不斷得到改造、充實與提高，至此羽毛已漸豐滿，並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漢朝末年傳入中國的佛教，也由起初的與黃老並提、與玄學相交、向儒學靠攏，且歷經自身的譯經、釋經和義理的闡發，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碰撞、相互交融中，至此也已在華夏大地紮根、生長和發展起來。 在意識形態中，漢代那種儒術獨尊的態勢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儒、釋、道三教鼎立的格局。 在這一態勢下，混一南北、統治中華的隋朝統治者就不得不因勢利導，採取三教並行不悖的思想文化政策。 同時，隋朝這一政策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北齊、北周以來宗教政策的一種糾偏，且借復行二教以招徠人心，這不僅從隋文帝、隋煬帝的一系列詔令製書中能夠得到說明，而且在後人的著述中也曾指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釋氏，以收人望。” 【 6 】卷 7

　　其次，隋朝實行佛、道二教並重的政策，還與隋朝統治者利用符籙圖讖以得天下大有乾系。 據史書記載：“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 541 ）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 【 1 】卷 1P1; 又參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直到十三歲方始還家。 幼年的生活環境使其受佛教的影響較深，對其具有較深的情感。 在其當了皇帝以後，常與其大臣“每以神尼為言，雲我興由佛”， 【 8 】《廣弘明集》卷 17 ，王劭《舍利感應記》 多次表白：“朕尊崇三寶，歸向情深，恆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 【 4 】卷 2 《詔釋靈裕》 “朕於佛教，敬信情重。” 【 4 】卷 3 《敕釋智顗》；釋智顗是隋朝的國師，文帝、煬帝均與其交往甚多 隋煬帝對於佛教亦是敬信情重，“弟子多幸，生於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惟旦暮。” 【 4 】卷 6 ，煬帝《與釋智顗書》，《下書釋慧則》 “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 4 】卷 6 ，煬帝《賜書召釋慧覺》 “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 正是由於統治者的尊崇與倡導，“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 18 】卷 175 ，太建十三年十二月條

　　對於道教的重視也具有同樣的原因。 據《隋書•來和傳》載：“道士張賓、 焦子順、雁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 1 】卷 78 《來和傳附張賓傳》 P1774 ；又見《北史•來和傳》 張賓是一個十分值得人們注意的人物。 早在北周時期，他就曾經鼓動武帝宇文邕打擊佛教，是一個具有較強政治活動能力的道士，且善於揣摩人主之意，大像元年（ 579 ），“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 【 1 】卷 17 《律曆誌中》 P420 後來張賓捲入一場政治 鬥爭，罪當誅，“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

　　當然，隋朝統治者的崇佛重道是以鞏固與加強皇權為目的，而絕對不允許教權凌駕於皇權之上，這從大業三年（ 607 ）詔令中便可得到說明：“諸僧道士，有所啟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詔令下達之後，僧竟不行。 大業五年（ 609 ），“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 ------ 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眾連拜不已。” 【 8 】 《廣弘明集》卷 25 《福田論序》；又見《佛祖統紀》卷 39 對於僧人的不拜，隋煬帝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又下敕書重申：“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 【 4 】卷 5 ，煬帝《敕禁僧風抗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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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書 [M]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

[3] 佛祖統紀 [M]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 1992 。

[4]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 [M] 。 北京：中華書局， 1995 。

[5] 大正新脩大藏經•續高僧傳 [M] ，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 1990 。

[6] 長安志 [M]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

[7] 雍錄 [M]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

[8] 道藏 [M] 第 11 冊。 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

[9] 古樓觀志 [M] 第 4 頁。

[10] 唐會要 [M] ，北京：中華書局， 1955 。

[11]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 [M]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 1993 。

[12] 唐文粹 [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

[13] 全唐文 [M]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影印本。

[14] 大正藏 [M] ，成都：巴蜀書社， 1993 。

[15]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M]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

[16] 劉義慶：大業雜記 [M] ，刻本，重編印。

[17] 大唐六典 [M] ，東京：池學圓事業部， 1973 。

[18] 資治通鑑 [M]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

作者簡介：王洪軍（ 1954 —），男，山東鄆城人，歷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教授，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