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徹底改變中國文明進程


來源：http://cathay.ce.cn/history/200908/28/t20090828_19887734.shtml

    本文摘自：《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 作者：曹樹基 李玉尚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歷史學家大多將宋遼金元時期當作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轉折的時代。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從政治制度、經濟水準、文化發展、科學技術和人口數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稱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輝煌時期。在經歷了宋金之間的對峙、金元之間的戰爭和宋元之間的戰爭之後，中國的社會的發展出現了轉折，宋代以後，中國人口大量減少，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於停滯，文明之花凋謝。本文討論這一轉折時代的人口死亡——不僅因戰爭，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鼠疫流行是造成宋遼金元社會轉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元戰爭軍隊流動讓鼠疫大範圍傳播



    繼1127年金兵圍攻汴京，汴京發生大疫之後，1232年，來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圍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後，緊接著也是一場大疫。《金史》卷一七《哀宗紀》稱，天興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戶部侍郎楊居仁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從農曆三月壬寅元兵圍城至四月丁卯解嚴，前後僅僅26天。大疫的發生又在解嚴之後，即發生於城內人口與城外元兵接觸之後，我們推測此次大疫為鼠疫。

    當時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後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時，城內還有147萬口。戰爭之前，汴京人口當在250萬左右。按照吳松弟的分析，汴京城的這一人口規模是戰爭的產物，而非常態。這是因為，汴京圍城之前，在蒙古騎兵的壓迫下，金朝境內的居民開始南遷。金宣宗擔心南渡的軍戶可能會不忠於朝廷，下令將他們的家屬盡數遷入汴京。貞五年(1217年)，蒙古軍隊開始渡過黃河。宣宗下詔附近人民攜帶糧食遷入城內。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軍隊兵臨城下，又有大約50萬名軍人和家屬遷入城內。由此可見，汴京城市人口之眾多實為戰爭中人口遷移的產物。據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從中醫學史的角度為解釋這場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和資料。他指出，在被圍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醫生李杲。李杲不僅醫術精良，而且還是中醫東垣學派的創始人。汴京解圍之後，李杲倉皇出逃，避地山東之東平、聊城等處賣醫自給。只不過，李杲著《內外傷辯惑論》一書，將鼠疫視作傷寒，範行准稱“實在是繼這次大悲劇後之一場大錯誤”。在《脈訣指掌病式圖說》中，李杲稱：“予目擊壬辰首亂以來，民中燥熱者，多發熱，痰結咳嗽；重以醫者不識時變，後(複？)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熱，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湧，喀吐不已，肌肉乾枯而死者，多矣。”範行准評論：“這裡所說的，相當於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狀已經具備了。”汴京大疫，時值農曆五月，所發鼠疫應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豐的深入研究為我們解開了心頭之謎。那年農曆五月，天氣仍“大寒如冬”。顯然，寒冷的天氣有利於肺鼠疫的傳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僅僅是13世紀鼠疫大流行中的一個環節，一次事件。伴隨著蒙古騎兵的征戰，中國境內發生大規模的鼠疫流行。蒙古騎兵對於南宋的征服是從西部開始的。就戰爭的規模而言，宋元之間的四川之爭最為激烈。1257年，宋元軍隊在四川合州釣魚城展開激戰。元兵圍城五月不下。農曆七月，蒙古“軍中大疫”，傳染病暴發。蒙哥命畏兀爾人月舉連赤海牙“修藥以療師疫”。似乎並不見效。拉施特描繪這次疫病：“隨著夏天的到來和炎熱的加劇，由於那個地區的氣候(惡劣)，在蒙古國中出現了霍亂，他們中間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無策，不得不“用酒來對付霍亂”，卻未能控制疫情的發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軍中。

    還有一批元兵主要將領也死于這次傳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顯(49歲)、哈散納和李楨(59歲)等人。之所以說這批將領是主要將領，是因為《元史》中有他們的傳記。一般的將領，是不可能為《元史》收錄的。

    拉施特稱此疫為“霍亂”是不正確的。根據中醫文獻的記載，中國大陸近代流行的霍亂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從國外傳入的。中醫文獻中早就存在的霍亂，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霍亂，而是指一般胃腸反常現象，非急性或烈性傳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紐傳》記載了元軍中的疫病。

    時紐軍止二萬，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魯守成都，自將萬五千人從馬湖趨重慶……紐至涪……聞大軍多瘧癘，遣人進牛、犬、豕各萬頭。明年春……時新立成都，士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紐憂之。

    《紐傳》的作者認為此病為瘧癘，即今之瘧疾。然而，合州不是瘧疾的高發區，不可能造成如此眾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都，繼續出現大批戰士的死亡。我們懷疑此疫仍為鼠疫。

    再看看宋朝軍隊中的情況。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記載，宋將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區的房州(今湖北房縣)與元兵對壘。元兵來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軍。兩軍對壘，疫病可能相互傳染流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大戰前夕，“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幾上文書，俄而卒”。從臨床上觀察，王登所染疾病極似鼠疫。鼠疫發病急，在體溫上升的同時會出現頭痛，呼吸緊迫，脈搏加速，臉面潮紅，眼結膜充血，有的出現嘔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狀。鼠疫在臨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統的炎症和組織出血為特徵。這就是上引文中的“五臟出血”。

    不僅王登死於此疫，作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難逃。《王登傳》記載：“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雖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狀的記載不明，但我們相信唐舜申的死因與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內死亡，是為“暴死”。僅從這一症狀看，也可以大致斷定此疫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傳》為我們提供了兩個相當典型的鼠疫案例：我們不僅可以從王登的臨床症狀中判斷是為鼠疫，而且從唐舜申的病例中，獲知患者從染疫到死亡的過程。根據這兩個案例，再結合四川及襄陽一帶的戰事來看，就可窺見兩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規模。南宋嘉定年間四川地區約有600萬人口，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軍完全平定四川後的三年，四川民僅12萬戶，全部人口約為60萬。元人虞集回顧南宋後期四川情況時說：“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許多地方行政單位因無人而被撤銷。四川人口的90%在戰亂中散亡。後人又將襄地與四川並稱：“襄、蜀之人，十九血於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荊、鄂之間。”四川和襄陽兩地人口的大量減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結果。



    文天祥部隊也曾攜帶鼠疫



    川、襄一帶的鼠疫來自哪裡？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在雲南的西部劍川一帶，有一鼠疫自然疫源地，18∼20世紀，曾多次發生鼠疫大流行，陸續造成數百萬人口的死亡。按照當地鼠疫工作者的觀點，滇西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時間很早，中古時代即引發當地人間鼠疫之流行。在元兵南征的過程中，滇西地區屢遭元兵蹂躪，極可能將鼠疫引至其他地區，當然也包括四川。1285年，與滇西北毗鄰的四川馬湖路(今四川屏山)就曾經發生過動物間鼠疫的流行。《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紀》記載：“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大批田鼠赴水絕不是總管祠而祝之的結果，而是鼠疫桿菌造成的田鼠淋巴組織潰爛、疫鼠高燒所致。這與本書第三章中所稱疫鼠死於水邊的情形是一致的。聯想到紐部隊正是從馬湖出發奔赴成都和重慶的，所以，我們認為蒙古軍隊在滇川地區的征戰可能是西南地區鼠疫擴散的動力。

    再來看看蒙古軍隊在其他地區的征戰。宋元戰爭中另外一個可疑的疫區是粵東、贛南和福建。元兵奪取杭州後，宋室南逃，陳宜中佐益王、衛王南行。“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劉)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這次疫癘來勢兇猛，加上戰爭中的人口損失，“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這裡所說“廣東”，指的是廣東之東部。例如，《南海志》說廣州：“自王師滅宋平廣以前，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於寇盜，或轉徙於他所，不可勝計。”光緒《嘉應州志》卷一二《談梅》說宋末梅州百姓回應文天祥，“兵敗後，所遺余孑只楊、古、蔔三姓，地為之墟”。儘管在籍人口的減少有時僅僅是戶籍管理的問題，但戰後人口大幅減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按照《宋史•劉黻傳》的解釋，我們知道廣東東部人口的大量減少，不僅因為戰爭，而且因為疫癘。大黃是中國傳統藥劑之一，性寒，味苦，功能攻積導滯，瀉火解毒，行瘀通經。主治實熱便秘、腹痛脹滿、痢疾、黃疸、瘀血經閉、目赤口瘡、癰腫疔毒、腸癰腹痛等症。在以大黃為主治物件的疾病中，痢疾為傳染病，癰腫疔毒符合腺鼠疫的臨床症狀。如果僅為痢疾流行，怎麼可能造成“人死且半”的大規模人口死亡？另外，如果說，在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和位於韓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口死亡可能與當地密佈的河網有關的話，那麼，地處丘陵山區的梅州人口減少卻是無法用痢疾的流行來解釋的。或許，與梅州毗鄰的的贛州和南安兩地的人口變動可以為我們提供問題的答案。

    文天祥的部隊在惠州染疫，士兵大量死亡。文天祥的母親和長子死於是疫。廣東的瘟疫並不是憑空發生的。在此之前，文天祥率部在贛南活動，與元兵輾轉廝殺達一年多時間，導致贛州人口的大量死亡。據嘉靖《贛州府志》卷四《戶口》，南宋寶慶(1225∼1227年)年間贛州的主客戶共有 32.1萬戶，合計應有160.7萬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贛州路僅存7.1萬戶，約合28.5萬口。人口損失了80%以上，多達130萬口，每平方公里僅存9人。明代初年稍有恢復，贛州府人口為36.6萬，與南宋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

    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很難用戰爭中的屠殺來解釋。據此，我們推測贛州遭到傳染病的襲擊。進一步的推測則是，文天祥部隊由贛州向廣東移動，將傳染病從贛州帶到了廣東。

    如果能夠破解贛州地區的疫病，就可以推測廣東的情況。然而，至今為止，我們尚未發現任何有關的歷史記載。現有的資料表明，在贛南地區，宋元之際的鼠疫只影響贛州，在贛南山區的西隅，還有南安軍，卻未受影響或影響不大。從戶口資料上分析，北宋崇甯元年(1102年)南安軍戶數為37721戶，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至50611戶，303666口。雖然缺乏南宋時期的戶口資料，但可以推測從北宋至南宋，再至元至元年間，南安軍(路)的人口一直是增長的。以至元二十七年資料計，南安路所轄僅為三縣，其人口數量已經超過贛州路所轄十縣，看起來好像不合情理，其實是反映了贛州路疫後之衰落。

    然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安府人口突然降至7.8萬，較一個世紀以前的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大約減少75%。在這一百年中，南安路(府)似乎也遭遇到某種疫情的襲擊。元代的情況不明。明代初年，瘟疫光顧南安。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縣大疫。這場大疫為《明實錄》所收入，可見疫情不輕。洪武二十二年冬，南安府又發生大疫。弘治八年(1495年)冬天，大疫又起。在這些記載中，都沒有臨床症狀的記載。直到8年以後，弘治十六年冬天大疫再起，林俊的報告提供了有關這場大疫有價值的細節。

    據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縣老人甘文瑞等呈：“本縣城市鄉村軍民男婦自弘治十六年正月中旬以來，多感喉風腫毒急症，辰病午死，或即時死，或在市買賣入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之，六七口者有之，男女痘疹死者不可勝數，家家遍染前災。”上猶縣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來，本縣坊廂龍下、童子等裡，耕牛、豬畜沾患時氣，俱已突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團軍民多感風痰咽喉急症，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湯藥無入，葬無虛日，悽愴警惶，呈乞急救……”

    從臨床症狀分析，這是肺鼠疫與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其中“痘症”一詞，應是“疙瘩”的同義詞。如果說是天花的話，不可能出現“喉風腫毒急症”，不可能“辰病午死”、“朝病暮死”、“或即時死”，也不可能耕牛、豬畜“俱已突死”。因為，牛對天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果說是鉤端螺旋體病的話，此次疫情發生於農曆十二月，時令隆冬，以水污染為主要傳媒的鉤體病缺少暴發流行的條件。是否可能是一次炭疽病的大暴發？從上引文看，是疫主要通過呼吸道傳染，且以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為主要途徑，而炭疽病則無此傳播方式。炭疽病人可能通過吸入炭疽皰芽而致病，但卻不會通過唾沫將炭疽傳給他人。因此，是疫既不是鉤端螺旋體病，也不是炭疽病。



    元兵帶著鼠疫進攻福建，致其人口損失過半



    那麼，耕牛和豬畜是否可能患鼠疫而死呢？根據現有的研究，在哺乳動物中，能夠感染鼠疫的，有駱駝、野豬、家豬、狗、貓、兔、山羊、岩羊、藏原羚、藏系綿羊和犛牛等。在鳥類中，已有多種鳥類能感染鼠疫。已有的實驗表明，家豬和犛牛能感染鼠疫，卻不會因感染鼠疫而致死。來自鼠疫疫區的記載卻往往與此相反，此頗令人不解。在本書第三章中，我們列舉廣東兩個縣份的資料，說明在鼠疫流行中，常伴有家畜與家禽的死亡。《鼠疫抉微》稱：“有鼠將死而貓噬之，貓死；人食其貓，人死；高州人外瘞鼠處，牛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來自醫生的觀察與來自民眾的觀察是一致的。

    這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至1910∼1911年滿洲里鼠疫大流行時，關於家畜之傳染鼠疫，學者們議論紛紛。有人說鼠疫流行最盛的時候，有多數家畜死亡。又有人說當疫情流行時，以未葬之疫屍飼養家畜，能使傳染。也有人讓豬傳染鼠疫，結果“能致死者”。德、奧、印度鼠疫委員會以鼠疫進行牛、豬及家禽的傳染試驗，皆不成功。來自倫敦的試驗結果也呈陰性。陳永漢、伍連德等以幼豬二頭、雞三隻、鴨三隻，行鼠疫菌之皮下注射，未見一動物死於鼠疫。這一結果與今天的實驗結果相同。問題在於，在鼠疫疫區，關於家畜疫死的報告因何而產生？甚至有的試驗會證明鼠疫菌能致家畜死？在歐洲的民間傳說中，也有關於家畜死亡的說法。我們以為最大的可能，在於大量人口的死亡，導致家畜因無人照料而死亡。也就是說，家畜非染疫而死，而是因主人疫死無人照料而死。在上引南安府的資料中，所謂“突死”一說，有訛傳的成分。

    在上引《南安府志》中，還見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冬天及萬曆五年(1577年)秋冬的大疫，仍疑為鼠疫。直到近代，這一地區仍是鼠疫流行的地區。崇義縣(明代後期南安府境新設之縣)人就將此疫當作1949年以前常見流行的地方病之一。④由此可見，南安地區長期存在一個鼠疫自然疫源地，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毗鄰的贛州地區的人口死亡，更可追溯至宋代末年元兵的進入。這一鼠疫自然疫源地今日已不復存在，其熄滅的時間是在1949年以後。

    這樣，通過明代中葉南安府的鼠疫記載，我們順理成章地將贛南山區的鼠疫流行史上溯至宋元之際的戰亂時期，並據此推測宋元之際粵東地區的“疫癘”，亦為鼠疫。根據這一思路，再來看看福建的情況。

    在移民史研究中，本書第一作者可能誤讀過一段有關建甯、延平兩府的人口資料。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稱：“永樂十七年，建安縣張准言：‘建甯、延平兩府自永樂以來屢大疫，民死七十七萬四千六百餘口。巡按禦史趙升已經核實其徭賦及各衛勾補軍役俱未除豁。’仁宗監國，命戶部、兵部悉除之。”本書第一作者曾經評價道：“可見永樂十七年的大疫更為嚴重，以至於本應由建甯、延平兩府府級官員來彙報的疫情，卻由(建寧府)建安縣張准來報告。”此外，他還估算兩府人口的死亡比例多達80%。今查《明太宗實錄》卷二一二，永樂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縣知縣張准言：‘建甯、邵武、延平三府自永樂五年以來屢大疫，民死亡十七萬四千六百餘口’”。道光《福建通志》中的“七十七萬”為“十七萬”之誤。《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個“七”字。另外，《明太宗實錄》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記載多出了一個邵武府。

    邵武府確實是一個疫情嚴重的地區。永樂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撫州及福建建甯、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萬八千四百餘口”。永樂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歲境內疫，民死絕萬二千餘戶’”。永樂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監察禦史趙升言：‘光澤、泰寧二縣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餘戶’”。這些記載相當混亂，第一條資料涉及四府，每府疫情不詳。第二條資料僅涉及邵武一府，民死絕已達1.2萬戶。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每戶4.2口，如真的死絕，則死亡人口可達5萬餘人。可是，在第三條資料中，監察禦史趙升只提及光澤、泰寧二縣，不言其他。按照第二條資料所稱，“死絕萬二千餘戶”，那麼，此外是否還有未死絕的戶數呢？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的戶數為5.7萬戶，如果真的死絕1.2萬戶，加上未死絕的其他人口，當地人口的死亡可能真的達到總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即建寧府的人口死亡就可能達到十多萬人。至永樂十七年張准奏報時，三府的死亡人口不可能還只是17萬餘人。洪武二十六年此三府民籍人口的總數為149萬，加上軍衛人口，則為156萬。如真的死亡人口為77萬，則占總人口的近半數。由於《明實錄》的記載存在一些疑問，又不知道光《福建通志》根據是什麼，姑且不予展開。總之，永樂年間福建西北部地區發生的大疫，對於福建人口的抑制，影響是明顯的。聯繫同時期江西南安府的大疫，可以推測閩西、閩北地區可能存在一個巨大的鼠疫疫區。

    福建地區的鼠疫也可能來自元兵的南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率南宋殘部退入福建，抵抗元兵。同年十一月，元兵進入福建。兩年以後，元軍攻佔福建境內宋軍最後抗元的基地——漳州。然而，同年黃華、許夫人等以閩西一帶舉兵反元，戰事波及漳、泉、汀、邵武等地。不久，黃華降元。二十年，黃華複反，有部眾十多萬，第二年為元軍擊敗。與贛南的情況聯繫起來看，南下的元兵有可能將鼠疫菌傳至福建。

    吳松弟指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大約有160萬戶，約 800萬口。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人口大約為387萬，人口損失大約420萬。如此巨量的人口死亡中有相當部分為疫死人口。

    明代中期，福建境內仍有大的瘟疫流行。嘉靖年間，倭寇活動猖獗，泉州南安、永春、安溪、安海等縣城均曾被倭寇攻陷，人口大量死亡。最大的一次人口死亡發生在漳州府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之亂，城中人民餓死七十余萬。鄉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裡戶丁額懸缺，而龍溪尤甚”。儘管漳州府城中的死亡人口還應該包括鄉間逃來的避難者，但這一人數也實在太多了。泉州城的災難發生於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這兩次瘟疫，極有可能是鼠疫。



    西方文獻：鼠疫來自中國



    前文引元人端效方有關鼠疫的記載稱：“時疫疙瘩腫毒病者……自天眷、皇統間，生於嶺北，次於太原，後於燕薊山野村坊，頗罹此患，至今不絕，互相傳染，多致死亡，有不保其家者。”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不絕”一句，清楚地揭示出在端效方生活的時代，華北鼠疫仍在流行。這是目前所見中文文獻中唯一一條有關元代鼠疫流行的記載。

    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成吉思汗建立的跨越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消除了亞洲、歐洲之間的地理障礙，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和物質流動，不僅頻繁，而且規模巨大。大批的中亞商人以及歐洲人來到中國，他們對於中國情況的瞭解，明顯要強于他們的先輩。可惜的是，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我們並沒有找到有關中國流行鼠疫的蛛絲馬跡。

    不過，在西方的文獻中，卻存在著對於這一時期中國鼠疫的描寫，儘管這一描寫只是有關歐洲鼠疫記載的副產品。與歐洲關於他們自己疫病的描述相比，有關中國的記載是不確定的，模糊的。


    先回顧一下歐洲的疫情。鐘斯•羅爾(Johannes Nohl)對於歐洲鼠疫的描述是從義大利開始的。

    “呵，幸福的後代，你們沒有經歷這樣巨大的悲傷，只會將我們的經歷當作一個寓言。”這句話來自派特克(Petrarch)一封著名的信。在這封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佛羅倫斯的城鎮如何遭到黑死病的襲擊。從1345到1350年，歐洲人口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死於此疫。20萬個城鎮和村莊人口滅絕，死屍狼藉。有一個估計說，歐洲的死亡人口達到42836486。

    600年時間過去了，派特克當年的擔心並沒有變成現實。在留存至今的許許多多的信件、日記、檔案及其他的文獻資料中，人們將塵封的歷史從發黃的紙片中喚醒，大災難的各種細節逐漸地展現了出來。

    當墨西拿(Messina)的居民發現這突如其來的死神是由熱那亞的船隻帶來的時候，他們迅速命令熱那亞人離開港口和城市。然而邪惡仍在，並引發更大規模的死亡。不久，人們相互仇恨，甚至兒子患病，父親也不去照顧。如果做父親的敢於接近患病的兒子，他也會馬上染病，三天之內必死。不僅如此，同一座屋裡的人，甚至貓和其他家畜也會接著死去。墨西拿城死亡的人口越來越多，許多人向神父禱告，請求寬恕。但是，教士們、神父們拒絕進入患者的屋子。如果有人敢於這樣做，則必死無疑……屍體被拋在屋子裡，教士、兒子、父親、親戚們都不敢進入，被雇傭的奴僕冒著極大的風險去掩埋屍體。人死而房門洞開，屋裡留下珍貴的金銀珠寶，想進屋的人不會有任何障礙。鼠疫來勢兇猛，不久奴僕短缺，以至於最後根本就沒有奴僕了。災難達到頂點時，墨西拿人開始外逃。

    這場疫病還與中國有關。鐘斯•羅爾繼續說：

    鼠疫起源於中國。傳說在1333年，一場可怕的散發惡臭和毒氣的大霧之後，中國開始了鼠疫的大規模流行。從中國開始，經過印度、波斯和俄國這三條主要的商業通道，然後到達歐洲。一位法國的男修道士描述鼠疫傳入西西里島的情形：“1347年的10月初，12艘熱那亞人的帆船駛進了墨西拿港口。帆船帶來了可怕的疾病，任何與他們交談的人都被疾病襲倒，沒有人能夠倖免一死。所有與他們接觸的人都染上了疾病。疼痛遍佈全身，溝股間及腋下出現一個小扁豆大小的腫塊，人們稱之為“燃燒的疙瘩”(born boil)。繼而患者開始嘔血，因無藥物可治，三天內，患者死亡。不僅與患者接觸者死亡，而且那些摸過或使用過患者東西的人也會死亡。

    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還會描繪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中，在義大利乃至歐洲發生的一幕幕慘劇。現在的敘述必須回到前一段引文中去。“1333年”、“中國”、“散發惡臭和毒氣的大霧”，在中國，1333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歐洲人關於中國的傳說，到底是不是事實？

    多斯(Michael W. Dols)是一位元研究中東地區鼠疫流行史的專家，他的論述中涉及許多14世紀中東地區的商人、作家對於中國發生的大瘟疫的描述。

    從中國歷史的記載來看，14世紀的第2個25年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摧毀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齧齒動物生活區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們與家鼠和人類接觸，因而把動物流行病傳給了人類。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們都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華迪(Ibn al-wardi)親歷了阿勒波(Aleppo)的黑死病，並死於1349年。他敘述這場疾病是從“黑土地”上開始的。這一區域是中亞或蒙古，但不是中國。這場傳染病在那裡肆虐了15年。

    馬克裡茲(Al-Maqrizi)是馬穆魯克(Mamluk)帝國時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寫了許多重要的關於中東黑死病的著作。儘管他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但是在關於這場傳染病起源的一些斷斷續續的描述中，他告訴我們在疾病傳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這一區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國。按照馬克裡茲的說法，這些異教徒約有300多個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們不明原因地死去：馬匹、野獸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區大雨滂沱，淹死動物和牲畜。Khitai這塊地方，處於燕京(Yenking)和高麗(Korea)之間，變成了沙漠。三個月中，16個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戰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國王本人和他的兒子們也死於疾病。中國的人口在傳染病侵襲下大量減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處於燕京和高麗之間的這個Khitai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無法知詳。按照發音，似乎可以將其譯為“吉泰”，但是，在這一區域，我們找不到與此音相諧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燕北蒙古高原上的一處地名，而未必是按照今天的交通路線處於北京至朝鮮半島之間的某一地方。無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記敘此事的埃及作家離這一事件都相當遙遠，他已搞不清這些地名所指的方位了。況且這些來自東方的資訊，本身也是通過中東商人們的口耳相傳才得以傳遞的。

    確實，《元史•五行志》有相似的記載，如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繼出現三次大疫。在最後一次大疫中，集聚於北京城中的河南、山東流民死亡者多達20余萬。1353年，處於蒙古高原邊緣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這一切都和多斯的描述吻合。皇子死亡的記載不詳，但按照《元史》的記載，35歲的泰定帝，29歲的明宗，28歲的文宗相繼於14世紀20至30年代的幾年中“崩”或“暴崩”於上都；此前，成宗41歲，武宗30歲，仁宗35歲相繼死亡，死亡地點不是上都，就是大都。可見在蒙古高原和北中國地區，確實有長時間的大規模的瘟疫流行。

    從其他資料看，元代的北京已經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見於記載：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覲，賜勞有加，覆命行省於江西，尋以疾卒以京師，時年三十七。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複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未幾入覲，卒于京師。

    三人都屬於急性傳染病死亡。同樣的例證還可以找到：

    (鐵木兒塔識)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

    鐵木兒塔識的死亡是跟隨皇帝從上都返大都後暴病而死的。我們懷疑他染病的地點是在上都，或是在從上都至大都的途中。上都地處灤河上游，正是今日察哈爾丘陵松遼平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根據現代生態學的調查，達烏爾黃鼠是當地主要的宿主。黃鼠的鼠疫流行，將鼠疫菌傳給褐家鼠，然後由褐家鼠的寄生蚤——印度客蚤的媒介作用引起褐家鼠間的鼠疫流行，並由此途徑傳播給人；或者，由方形黃鼠蚤直接在野外將鼠疫傳播給人，從而引起人間鼠疫的流行。



    鼠疫流行時何以濃霧彌漫



    按照元朝的制度，每年晚春初夏時，元朝的皇帝從大都北上，遷移上都避暑。深秋季節，又從上都南下大都避寒。皇帝遷移的季節，恰恰是察哈爾丘陵松遼平原黃鼠活動頻繁的季節。而當黃鼠將進入冬眠狀態時，皇帝們也離開了疫區。大隊人馬的活動，增加了人與草原上染疫黃鼠接觸的機會。宿營地上人與褐家鼠的接觸，也可能增加人與鼠疫菌接觸的機會。從這一角度觀察，在上都和大都經常出現“熱疾”、“暴疾”、“暴崩”，絕不是偶然的。

    圍繞著1333年，根據《元史》卷五一《五行志》的記載，有1313年 12月的“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京師大疫”；1321年6月“京師疫”和12月的“真定路疫”；1330年8月有“河南路新安、澠池等十五縣驛饑、疫”； 1333年3月“杭州、鎮江、嘉興、常州、松江、江陰水旱疫癘”；1344年夏秋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大疫”；1345年“濟南大疫”；1352年1月“冀寧保德州大疫”，同年夏天“龍興(今南昌)大疫”；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同年底，“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1354年，“江西、湖廣大饑，民疫癘者甚眾”，同年“京師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1356年春，“河南大疫”；1357年，山東“莒州蒙陰縣大疫”；1358年夏，山西“汾州大疫”，同年，因河南、河北及山東流民多避之大都，死者“前後凡二十余萬人”；1359年，“州並原縣大疫”，春夏之間，“山東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大疫”，“廣東南雄路大疫”；1360年夏，“紹興山陰、會稽二縣大疫”；1362年4月，“紹興大疫”。

    總起來說，除了京師以外，華北地區是元代傳染病流行的重災區。正因為如此，在北方，許多地方也留下了關於這場大瘟疫的傳說。在山東西部的茌平縣，有這樣一個傳說：元代末年，當地紅頭蒼蠅亂飛，飛到哪裡哪裡就死人。同一傳說在蘇北地區也相當流行，新修地方文獻中也有記載。在山東梁山縣，當地人說，元代末年，該地為濃霧所籠罩，持續七日不散。近年新修的《梁山縣誌》也將這一傳說收入書中。這就讓我們聯想起在上文提到過的有一個傳說在地中海港口不脛而走：“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從西方人的記載來看，這場瘟疫，就是鼠疫。

    鼠疫的流行何以變成濃霧迷漫的情景？在很長時間裡，我們對這一類記載一直感到不解。後來，在閱讀歐洲鼠疫流行史的著作時，我們發現同樣的情景在歐洲也出現了。原來，這一情景與大量未加掩埋的死屍所造成的空氣污染有關。由於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街上滿是散發惡臭味及有害氣體的屍體，空氣污濁不堪。鐘斯•羅爾就這樣寫道：“當人們在街上行走的時候，一些人手中捧著香甜的鮮花，一些人捧著味道濃烈的香草，還有一些拿著各種各樣的香料，將其放在鼻子前，這樣會使大腦感到舒服一點。”這一記載還讓我們聯想起圍繞屍體亂飛的“紅頭蒼蠅”。直到17世紀下半葉，當倫敦發生大規模的鼠疫時，同樣的情景再次出現。

    1665年7月，倫敦大約每一個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數的房屋關閉，街道空無一人。到處都能看見熊熊大火，人們用燃燒來淨化空氣。除了趕著馬車和棺材去取屍體的男人，一個活著的動物也看不見。

    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時，人們手足無措。他們不知道災難來自何方，當然也不知道災害與鼠以及與疫鼠攜帶的病菌有關。儘管沒有相互接觸，但瘟疫仍在人群中飛快地傳染。人們誤以為空氣也會傳染鼠疫。事實上，確是有一種鼠疫——肺鼠疫——是通過空氣傳染的。死屍散發的惡臭薰人，空氣中毒霧迷漫，人們生火以淨化空氣。元代末年山東梁山縣的大霧，是死屍散發的臭氣，還是人們為消毒而燃燒的篝火？抑或其他？

    在其他的烈性傳染病的流行中，也有類似的傳說。當19世紀俄羅斯人東進並佔據西伯利亞大片土地的時候，一些西伯利亞從未有過的傳染病也隨之傳入，天花是其中最厲害的一種。17世紀30年代曾佔據勒拿河流域以東西伯利亞廣大地區的尤卡吉爾人，到了19世紀末，只剩有1500人。“有個傳說，說是俄羅斯人沒有能夠征服他們，最後那些入侵者帶來了盒裝天花並將盒子打開，其後該地帶就彌漫了煙霧，人們開始死掉。”看來，黑色的煙霧更多的只是一種象徵，一種瘟疫和災難的象徵。當人們不明瘟疫的底裡時，黑色的煙霧就被想像成瘟疫的媒介。災難因此而發生，災難因此而傳播。



    鼠疫從從東方到西方的傳播之路



    東方的鼠疫是怎樣傳播到西方去的呢？西方學者將這一時期的鼠疫傳播與商業貿易和戰爭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包括了中國的全部、幾乎所有的俄國、中亞地區、伊朗和伊拉克。這一時期，穿越亞洲的陸上商隊貿易達到了繁盛的頂點。在各條商路中，北邊的商路最為重要。商路上人來人往，打破了往日草原上的安寧。人們與草原上齧齒動物的接觸增加，鼠疫菌隨著人口的流動而四處傳播。

    草原上的齧齒動物種類眾多，多斯引用馬可波羅遊記中的描述，說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完全靠肉和奶維持生存，也包括捕獵一些小動物。草原上有一種通常稱之為“法老”的老鼠，它們或許是老鼠，或許是旱獺。在夏天廣闊的草原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鼠或獺的影子。現代鼠疫生態學告訴我們，同屬於齧齒類的獺也是鼠疫菌的寄主。捕鼠或捕獺的行為直接造成了疫鼠或疫獺與人類的接觸，可能引起人間鼠疫的流行。

    多斯認為，14世紀中葉，從亞洲到歐洲的商路主要有三條：其一，陸路從蒙古和中國北部通過土耳其到黑海地區；其二，海路從印度和中國出發，通過印度洋和波斯灣到達Fertile Crexcent，那是中東一個商品集散地；其三，海陸從遠東通過印度洋和紅海到達埃及。鼠疫通過第二、三條路線傳入的可能性不大。在鼠疫傳入克裡米亞或地中海地區之前，沒有證據說鼠疫傳入了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和埃及。進一步說，這兩條路線可能事先已將鼠疫帶到了印度，卻沒有可靠的證據說這事發生在鼠疫傳入中東之前。

    黑海亞洲的商路是13∼14世紀最重要的國際商路，也是鼠疫傳播最可能的道路。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個包括中國、土耳其、波斯和南部俄國在內的龐大帝國，消除了傳統的國家疆界。14世紀，這條北部跨越大陸的道路連接熱那亞、克裡米亞和北京，中間經過的地方有伏爾加河下游的 Sarai、Otrar、Talas、Balasagun、伊息庫爾(Issyk Kul)湖西。從伊息庫爾出發，一條路向北經過天山進入蒙古，途徑Imil、Black Irtysh和Urungu河到達喀拉和林(Karakorum)，即蒙古首都，從此再到北京。另一條路從伊息庫爾西部到Almalik，這是伊黎河的上游，再到Beshbaligh(今天的Dzimsa)、哈密和甘肅的肅州，然後進入中國本土。

    俄國考古學家科爾森(Chwolson)在伊息庫爾湖鄰近地區發現一些墓碑，表明這一地區在14世紀發生過不同尋常的高死亡率。在現存的611塊墓碑中，有三塊墓碑記載墓主死於鼠疫。多斯在他的著作中沒有轉引具體的碑文，但我們相信，碑文上一定有關於墓主患者症狀的記載，才使今天的研究者毫不猶豫地相信了他。鼠疫襲來時，人口大量且迅速地死亡，掩埋唯恐不及，更談不上製作墓碑。推測三塊墓碑的主人或者死于疫情發生初期，人們在掩埋時，還會按照風俗為其製作墓碑；或者他們出身高貴，家庭富裕，生者銘碑以志紀念。這三塊墓碑真是非同尋常，為我們保留了關於那個時代珍貴的資訊。鼠疫隨著商人和他們的車隊、旅行者和部落遷徙而漸漸地西移。

    鼠疫襲擊了一系列俄羅斯南部的城市，如Golden Horde、Sarai、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等。從阿斯特拉罕出發往南通過Caucasus，襲擊了阿塞拜疆和大阿美尼亞。當時拜占庭的歷史學家記載了這件事。現有的證據表明，在14世紀鼠疫西傳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卡法(Kaffa)戰役。卡法是克裡米亞地區的貿易大城，1266年，蒙古人將卡法，稍後又將 Tana讓與熱那亞人。克裡米亞人在卡法建立起商棧。1343年時，蒙古人將義大利商人驅逐出Tana，隨後又將他們圍困在卡法城中。在1345∼1346年的卡法圍城之役中，蒙古軍隊中發生鼠疫流行。蒙古軍隊像他們往常所做的一樣，將同伴的死屍拋入城牆中，城裡的基督徒們又將蒙古人拋進來的屍體拋入牆外的海中。鼠疫就這樣流行開來。一些熱那亞人乘船逃往君士坦丁堡。鼠疫開始了在西歐大陸的流行。上文援引了羅斯•鐘斯的記載，說1347年10月初，三艘熱那亞人的商船駛進西西里島，義大利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在地中海地區，距離上一次鼠疫流行，即6世紀中葉開始而於大約200年以後結束的所謂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an)已經有600年。在這600年間，不知什麼原因，鼠疫在歐洲消失了。現在，來自亞洲的鼠疫捲土重來，整個歐洲的厄運從此開始了。


    我們之所以說是來自亞洲，而不說是來自中國的鼠疫，是因為，在本書第二章，我們推測蒙古草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可能要追溯到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闢。起源於熱帶非洲的鼠疫，經由中東、中亞進入東亞。如是，則中亞地區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有著比蒙古草原鼠疫疫源地更長更悠久的歷史。14世紀，蒙古軍隊的活動、大群商人的往來，擾亂了中亞草原的平靜，此地的鼠間鼠疫很容易轉化為人間鼠疫。從此角度觀察，中亞草原可能是14世紀歐洲大鼠疫的疫源地。

    為什麼不將歐洲大鼠疫稱為“黑死病”(Black Death)？有一種說法是，歐洲人之所以將鼠疫稱作“黑死病”，是因為他們看見患者死時屍體呈黑色。事實上，這一說法並不確切。在我們接觸到的文獻中，從來未見有此類記載。從上面的引文來看，在西方人的記載中，“疙瘩”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症狀。在這點上，西方的鼠疫記錄者與中國相似，東方與西方之間沒有差別。除此之外，在同時代的西方人看來，漫天的“毒霧”是黑色的，它與另一類象徵性的動物與人——黑色的馬和黑色的巨人——一道，也具有了象徵的意義。

    黑死病的名稱，一般都認為來自1348年。這個名稱反映了人們對於這種可怕的疾病的恐懼：在人們的想像中，一個人騎在一匹黑馬上，一個黑色的巨人伴隨著，他的頭伸到了屋頂上面。

    鐘斯•羅爾繼續描寫道：

    一首芬蘭歌曲響起來了，祈求鼠疫趕快離開：乘坐為它準備的黑色的北方馬車，到那鋼鐵般堅硬的山岡上去。醜陋的鼠疫，是寺廟或教堂裡的焚燒、埋葬、禁閉和流放。它不僅是一個胡言亂語的流浪漢或盲女人，也是一個騎著一匹黑馬的男人，一個駕著一艘三桅帆船的黑人。這個邪惡的流浪者竟然來到了村莊上，它伏在人們的背上，用一把掃帚清掃著庭院，所到之處，人們紛紛死亡。

    堅硬的山岡、北方馳來的黑色的馬和大車、盲女人、騎黑馬的男人、駕著三桅船的黑人、邪惡的流浪者等等，都構成了鼠疫的象徵。恐懼總是和黑色聯繫在一起的，“濃霧”或“毒霧”構成一個與“黑色”相連的意象。在12∼14世紀的中國，文化人對於鼠疫幾乎沒有反應。他們或是對鼠疫感到恐怖？因恐怖而感到害怕？因害怕而無視這一巨大的災難？死亡的細節幾乎沒有被人記載。民間傳說中的“七日大霧”是疫區人們某種恐懼心理的變態性反映，可以和西方的傳說相吻合。只不過，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在文獻中，沒有留下更多更詳細的記載。



    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改變了中國文明進程



    長達三個世紀的鼠疫流行到底造成多少人口的死亡？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場綿延數百年的鼠疫流行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作。幸運的是，在從1997至2002年的6年中，本書第一作者與他的合作者相繼完成中國移民史和中國人口史的研究。與以前的學者不同的是，他們對於官方文獻資料的信賴或修正，是建立在對於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調查、統計及發佈制度基礎上的。對於各種官方文獻中的戶口資料，他們都進行了詳盡的討論。因此，他們所描繪的各個時期中國人口數量的變動，要比以往的學者可靠得多。在這兩套專著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對於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進行盡可能準確的估算。

    與同時代的歐洲相比，對於中國鼠疫死亡人口的判斷要複雜得多。這是因為，歐洲的鼠疫是在和平狀態下發生的，從大的方面說，這一時期的死亡人口即是疫死人口。中國的情況不同，12∼14世紀是一個血與火交織的世紀，宋金之間、金元之間、宋元之間進行的戰爭貫穿始終，戰爭中的人口死亡與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相互混淆，難以作清晰的辨別。

    粗略估計，在從金泰和七年(1207年)至蒙元至元七年(1270年)或稍後的大約七八十年間，北方河南等七區人口損失2500萬，南方四川、江西贛州、福建損失人口約1070萬，假如廣東人口損失為100萬，合計上述各區人口死亡約3670萬。按照我們在本書提出的戰爭中鼠疫人口死亡模式，其中應有70%左右的人口死於鼠疫，即疫死人口多達2570萬，占金泰定七年全國14500萬人口的17.7%。這一資料表明，金元之際的鼠疫流行對於人口的影響巨大，全國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於是疫。

    從整體上看，除了華北地區外，元代的鼠疫呈散發性，這是因為和平時期鼠疫對於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全國人口為7500萬，至順元年(1330年)為8500萬，至正元年(1341年)為9000萬，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為7160萬。元代兩個時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3.1‰和5.2‰，仍保持正常的增長速度。和平年代散發性的鼠疫流行對於人口的影響是有限的。

    按照5‰的年平均增長率回溯，洪武元年(1368年)全國人口大約6380萬，戰爭中的人口損失大約為2600萬。如上所述，在1333年前後，北方中國陷入鼠疫流行危機當中，14世紀50年代，疫情趨於嚴重。然而，由於至今未獲戰爭中的疫情記載，所以，我們目前還無法推測元代的疫死人口。



    小結



    對於本書的主題而論，蒙古鐵騎馳騁歐亞大陸，重要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征服，而是生態的巨大擾動。草原上的平靜被打破了，馬蹄，車輪滾滾，大量的人口往來穿梭，大批的物質南下北上。人與草原上的各種齧齒動物有了更多的親密接觸，蚤類也找到更多的寄主。於是，帶有鼠疫菌的老鼠或者跳蚤，或躲藏在馬車上的穀堆裡，或夾雜在戰士們的皮襖裡，隨著蒙古戰士的馬隊，開始了長長的征途。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廣泛分佈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星星點點，不計其數，鐵騎所至，踏起一片煙塵，在戰場，在宿營地，在避難所，人與染疫的鼠蚤有更多的接觸。隨著戰事的進展和軍隊的移動，區域性的動物鼠疫流行轉變為跨區域的人間疫情。於是，在華北，在嶺南，在江南，在西南，在中亞，到處都有人間鼠疫的流行，到處都有死亡者的呻吟。一系列的重大疫情改變了各個區域的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從鼠疫史的角度看，元帝國的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站在歐洲看中國，還是站在中國看歐洲，都是如此。

    元帝國的征戰結束以後，中國境內的鼠疫流行，重新成為區域性的了。下一次世界範圍的鼠疫菌之傳播動力，不再是草原騎兵的馬隊和車隊，而是中國海、太平洋、印度洋上往來的貨船。中國境內的長距離疫情傳播，也主要依靠沿海港口的海上航船。內陸地區的傳播，在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的時代，傳播的範圍有限。生態變遷與社會變遷互為條件，共同構造鼠與跳蚤的歷史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